海城往事

景山少爷

2021年12月23号夜里12点钟，西安便开始了为期一个月时间的封城行动了。从这天开始到2022年1月23号这整整四个星期的时间里，整个西安就处于封着的状态了。各个小区、村庄的人从这一天开始，活动范围就被限定在各自的小区、村庄甚至就封在房间里除做核酸、拿发放的饭、菜以外，其余的时间就足不出户（足不出户的情况指的是在酒店集中隔离的人员或者居家隔离的人员或者封控小区、村庄的人员）。然后西安在2021年12月23号夜里12点钟封城的那天，以23号为算吧，23号那天西安的新冠疫情的新增者连同无症状感染者加起来总共大概五十来个的样子吧，然后在封城那一整个月时间中，最顶点的，是一天新增加无症状共一百五十几例的样子。当然了，当时西安一开始封城的时候，肯定是没有说封一个月的时间的，然后我们这些身在西安的群众就仅仅是每两天或者每一天运气好的就难得的有个在第三天的时候或排队、或被上门（隔离的人员与封控区的人员）的做一次核酸检测了。
封城才进行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的时候，蔺高村里面的菜场、超市还是继续在经营着的，只是进出蔺高村的路口是有村委会的工作人员在那边看守。进出村子的人要被查看西安一码通健康码和48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确认西安一码通是绿码、48小时核酸检测结果是阴性便可通行。
因为蔺高村在西安封城之后的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里没有出现新冠阳性感染者，因此凭48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和西安一码通所显示的绿码就可以自由进出蔺高村了。鉴于此，在那个星期里，母亲和我就时常的庆幸我们幸亏从高堡子那边转到蔺高村这边租住，我们当时想，要是我们还在五一村住着，那可真是太不自由了，在蔺高村住着多好，可以凭48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西安一码通所显示的绿码，老年人没有智能手机凭核酸检测后的二维码小纸片（供门口处防疫志愿者扫码确认核酸检测的结果）和身份证登记而可以自由的出入村里。
然后核酸检测，就是在蔺高村村委会排队做的了，是两天一次的核酸检测。我和母亲每隔一天也就跟着排队到蔺高村村委会做核酸检测了。
高兴了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以后，自由的日子“到头了”，叫我们料想不到也不愿去想的是，紧挨着蔺高村村子旁边的一栋小区悄无声息的出现了一例阳性确诊病例，于是，蔺高村的所有村口就都封住了不准进出了。然后核酸检测也不是到蔺高村村委会扎堆做了，而是在蔺高村南门里面不远处一组一组排队做的。像一个星期前的那种扎堆做核酸的现象，叫人难免心生那种“如果扎堆做核酸的人中有隐性的阳性感染者，那跟着扎堆的人不是倒霉了吗”的困惑。那时，虽然志愿者在那里喊着说：“排队保持一米距离。”但是一开始，人们哪里就那么好的自觉性保持一米距离，多是争相着通过缩小与站在前面的人排队的距离从而达到一种排队整体缩小的错觉。
就这样，在西安疫情的大环境下，蔺高村毫无悬念的变成了许许多多管控区里的其中“一员”了，那么变成了管控区的蔺高村里面住着的人就不再像以前那么的自由了，外出院子到村里的超市和里买东西、菜摊处买东西，都得要快去快来了。
说说那段时间西安的一个趣事，这件趣事在当时的新闻上报道过，说有一个管控区小区里的一个小伙子外出买馍，众所周知，馍是西安人的命，西安人可以三个月不吃肉，不能一天不吃馍，要是一天没有馍供应，那可真是要了西安人的命了。对于西安人来说，天底下就找不到比馍更好吃更进饿的东西了。万物皆可泡馍，是西安人刻在骨子里的印象，对于我们这些南方人来说，实在不能理解那种泡的软塌塌、黏糊糊的玩意好吃在哪里，可西安人却对此爱的乐此不彼。什么？不喜欢吃泡过的馍，就想吃干的馍？行么，没问题，那就用加入辣椒碎（西安人称之为辣子）熬熟的油，就是西安人一提到就口水直流的油泼辣子夹在掰开的白馍的中间，然后大快朵颐的咬着这夹着油泼辣子的白馍，这种满足，这种快感，真是：
“天子呼来不上船，自言臣是酒中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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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山少爷

然后，不同于夹油泼辣子的白馍，这泡馍所用的馍一般是炕的那种圆形饼馍，而夹油泼辣子的这种白馍则是底面平面中间鼓起的那种半球形的馍，西北之外的北方人则称这种半球形的白馍为馒头，而像我们盐城滨海那边的人则将包着馅的半球形的这种面制食品才称为馒头。
就是这么个情况，然后那个小伙子出去买完馍回来以后被小区门口的时候正好被那个小区的几个防疫志愿者经过那边的时候看到，那几个防疫志愿者就骂那个外出买馍的小伙子，说：“小区管控之间不准出小区门，你出去做啥？”
那个小伙子也不管这，只是血气方刚的表达自己的观点，说：“俄出去做啥？你设俄出去做啥？除了买馍，俄还能出去做啥？”
防疫志愿者听那个小伙子这样说，便气不打一处来。其中的一个防疫志愿者不由分说的出手就把那个小伙子拎在手里的馍打落在地，并气势汹汹的对那个小伙子说：“你知不道疫情管控期间不准出小区门，啊？你得是没长眼还是咋？咱这设了多少遍不准出小区，不准出小区，设的话奏是不听是吧？啊？”
众所周知，西安人是比较直来直去的性子的，一般认为自己有理，你别人不管怎么说也是没用的，这不，我们的那个小伙子他就坚持自己的观点嚷嚷着对防疫志愿者说：“俄奏是出去买哈馍，咋咧？咋咧？你们还不让人吃饭咧是吧？”
那几个防疫志愿者也是些三十四岁的大青年，自然也不甘示弱，他们就也嚷嚷着对那个小伙子说话。其中有一个对那个小伙子说道：“咱们小区每天都有馍供应着，不够你吃还是咋滴你要出小区买馍，以后你要是再出小区买馍，看俄们不打断你的狗腿。”
那个小伙子冷笑的说：“就咱们小区供应的那点馍，够吃个锤子。”
“哎呀，你得是非要俄们揍你一顿你才嗖否（西安方言：舒服）是吧。”
“俄贼，还要揍俄咧是吧，来啊来啊，有种来打俄，来啊？”
“你个碎怂，真以为俄们不敢揍你咧？啊？”
就这样，在这么你来我去的言语的吵吵下，管理那个小区门口的防疫志愿者最终被惹急了，然后一哄而上的开始拳打脚踢的揍起了那个小伙子，这样，那个小伙子便因为自己的冲动而挨了一顿揍。后来，这件事被那个小区里的人用视频拍下来发到网络上去了，于是，那个出管控区小区买馍的小伙子被那个小区的防控志愿者揍的这件事就在网络上进入大众的视野里了。
那么这件事从侧面反应了在疫情防控期间，所有的群众要配合防控志愿者进行疫情防控的工作，同时在这件事上，从事管理群众事务的工作人员也可以从中得出一些经验，那就是作为管理群众事务的工作人员在处理与自己所管理区域内的群众所产生的矛盾的时候，要依法、依规、依理，态度温和的解决与群众之间发生的矛盾，要把政策的必要性、违反政策造成后果的严重性说与群众听，不管法、理在哪一方，这骂人、打架是肯定不对的，骂人、打架给社会所造成的印象，是有理也是无理的。
处理群众的事务是一门艺术，这门艺术的关键点，就在沟通上，包括事前的沟通、事中的沟通、事后的沟通；与上级的沟通、与平级不同部门的沟通、与下级所管理的群众的沟通。对群众蛮横的态度显然不符合以人为本的社会（我们中国社会主义的社会自然是以人为本的社会）本质。
无独有偶，在那段西安疫情封城期间，与此相关的又有一个新闻说的是，西安好像灞桥区那边有一个好像是街道的干部开车到家属所在的小区的时候，被那个干部家属小区的防疫志愿者拦下不准进小区。应该那个小区那会是管控区或者封控区了吧，然后，那个干部亮明自己的身份说自己是谁谁谁，是什么什么干部，说自己的家属在这个小区里，要进去这个小区。
那个小区的防疫志愿者并没有说那个干部说自己是谁谁谁，是什么什么干部就放那个干部进那个小区的，那个干部看那个小区的防疫志愿者不让他进小区，于是便对拦住他的那个小区的防疫志愿者破口大骂：“你个碎怂，今天你要是敢不让俄进小区，明儿俄奏让人把你在居委会的职务给撤掉。”
“撤掉也不让你进，这不让进小区奏是不让进小区，这不是俄规定滴，这是上头规定滴。”
“呵呵，上头，你甭给俄拿上头设事，在这一块范围，奏是俄设咧算，你识相点奏快点让俄进去。”
“是吧，那俄跟你设，俄不管你是谁，不准进小区就是不准进小区，这是规定，所有人都必须遵守，你也不例外。俄设，你快点回去，别再在这逗留了。”
要说，平时，那个干部哪受过这样的气啊，平时在那块范围，那个干部向来是说一不二的，这被比自己小的算是下属这样“顶撞”，对那个干部来说，简直是“颜面扫地”了，于是，那个干部便对那个小区的防疫志愿者破口大骂。很好，骂完以后痛快是痛快了，但随之而来，饭碗就跟着缩小了一圈了。新闻出来以后，那个干部被上头批评处理，他原来端的那个饭碗，是肯定不让他端了，只能换个小一点的饭碗端了。就因为自己仗着干部的身份想搞特权的这个特权思想在自己里面作祟，从而导致自己的官丢了，这可真是得不偿失。共产党的干部是为民服务的干部，是为群众做事的，那种像什么官僚主义、享乐主义的这些旧社会的思想、腐朽的资本主义式的思想是应当从共产党官员的头脑中屏蔽掉的。
赚钱是商人的事儿；出众是明星的事儿；一心一意为群众谋利益是共产党官员的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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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山少爷

蔺高村变成了封控区的那天，母亲对于上门做核酸这一未经历过的情况感到不适，母亲的观念还停留在管控区时，排队做核酸那种相对来说更自由一点的感觉。因此，当天几个大白上门到我们在蔺高村租住处的院子大铁门外做到房东这一家核酸的时候，母亲就想拾掇拾掇，好过一会再做核酸。然而，上门做核酸不等人，如果房东这一家剩余我们两人暂时没做，大白就要到下一家做去了。得此情况，房东就甚是着急了，于是，在几下里言语的“交锋”下，房东便毅然决然的叫我们搬出去，剩余的房租和房租押金则一分不少的会退给我们。这样，大白就把这家的核酸做了，我和母亲就因此晚些再做核酸了。
房东将剩余的房租和房租押金给了我的母亲以后，母亲和我就开始收拾行李了。母亲和我寻思着搬到蔺高村别处租住，实在不行的话，就回五一村租住。母亲和我在五一村租住的房子，是时正好还有几天到期。
收拾完行李以后，母亲和我就将行李放在自行车上拖着走了。行李不是太多，两辆自行车的后座足够放置下了。
离开那家的院子以后，我和母亲就到蔺高村别处租房子去了。
找了一圈房子以后，有两家同意租给我们，但是我和母亲准备先做完当天的核酸再租下来其中看中的一间。
我和母亲来到了蔺高村村委会那边，母亲询问着那边做核酸的事宜。那会时间已是傍晚，当天的核酸医疗队已经收队准备回去，我和母亲因此就正好赶上了做当天的核酸，就趁势而为在蔺高村村委会那边做好当天的核酸。
在蔺高村委会那边的那边辖区的一位民警在我和母亲到村委会那边将做核酸之时记下了母亲和我的身份证号和手机号码。
我和母亲在那边做完当天的核酸以后，那位民警便告诫我们回到之前租住的房子里去，不准在外面逗留，否则就违反了疫情防控法。如果一旦造成疫情传播风险，那么就要进行行政处罚甚至刑事处罚了。我和母亲那会也是知道了事情的严重性了，也想回去再租那家人家的房子，毕竟当时只是对疫情封控的不理解，不接受，现在理解了，接受了，上门做核酸就也积极配合了，可现在的问题是，那家人家的房子，我们已经退了不租了，而且房东也不会再租给我们了，所以，我们怎么还能回去之前租住的房子里去呢。
但是我们还是听了那位民警说的，回去那家人家的房子的院子那边打算重新再租，然而，那家人家的房子院子大门紧闭，拨打院子门上的租房手机号码，对方没有接听，那家人家租房的微信群也是把我的微信从中拉出去了。
我和母亲无奈，只好再找一下别的房子租。有一家人家准备租房子给我们了，正好要租下来的时候，蔺高村的一个干部气冲冲的对那家人家的房主说：“他们俩人一次核酸都没做，今天那会人家上门做到那家核酸的时候，他们俩人就没有做核酸。”
听到这话，我和母亲就和那个干部理论了起来，但见母亲对蔺高村的那个干部：“谁说我们一次核酸没有做的？这不是乱说吗？”
那个蔺高村的干部依旧气势汹汹的说：“你们核酸确实做的吗？不可能。”
看到蔺高村的那个干部这样的态度，我于是就拿出之前那一叠摞的之前母亲每次做完核酸后的二维码凭证，没有智能手机的比如老年人或者小孩子做完核酸以后会有一个打印好的小纸上，关于这个方面，之前我有提及过。然后蔺高村的那个干部看到我拿出来的那一叠摞的之前我的母亲每次做核酸的凭证以后根本看都不看，而是冲我连连摆手说：“你甭拿这些给俄看，没用。现在，等你们一码通变黄码了，看谁还给你们做核酸。”
我对蔺高村的那个干部说：“今天的核酸做好了，怎么会变黄码？”
蔺高村的那个干部说：“你们做了？你们啥时候做的，在啥地方做的，怎么可能有人给你们做核酸？”
我指着不远处的蔺高村村委会说：“就刚在村委会那边做的核酸。”
蔺高村的那个干部听完以后转而气冲冲的对要租我们房子的那个房主说着不让我们在这里租房子的话语。说完以后，蔺高村的那个干部就回蔺高村村委会去了。
想要把房子租给我们的房主被村委会的那个干部这么一说，就拒绝租给我们了。但见那家人家的房主说，方才说话的那个是村委会的***，是她家的亲戚，她家的亲戚又是村委会的***这么一说，她肯定是不好再把房子租给我们的。
后来，我和母亲就又找了之前的那两家人家，结果是，那两家之中的一家那会之前同意租，而那会就不同意租了。而另外一家，母亲看不上那家要租的那间房子，所以也就没有再和那家联系租房事宜。
如此一来，我和母亲就知道了，在蔺高村，我们是肯定不可能再租到房子了。那么为今之计，就只有返回我们在五一村租住处的房子这一个办法可行了。
定好了这个办法以后，母亲和我就拖着装着行李的自行车来到蔺高村南村口，蔺高村南村口处坐着两个大白在看管着村口，村口被拉着警戒线的布条。所拉的警戒线布条比之前管控区时所拉的警戒线布条更宽一些。
到了蔺高村南村口那边的时候，母亲问坐在那边看管村口的大白说：“我们在五一村有租住的房子，我们要到五一村去。”
其中一个大白对我的母亲说：“现在咱们这边是封控区了，等级提高了，管的更严了，你们快点回去，不要在这里逗留。”
母亲无奈的对那个大白说：“我们今天那会和之前租的房子的房东闹了矛盾，之前租的房子的房东不让我们租了，这个村子别的人家又不把房子租给我们。”
那个大白说：“你回去之前租的房子和那家房子的房东好好说，让他们再租给你们。”
于是，我就听大白的话，回去那家人家的院子大铁门外拨打那家人家院子大铁门上的租房手机号码，然而拨打了以后，手机还是没人接听。
于是，我就返回到蔺高村南村口那边把没人接听电话的情况说与大白听，大白听了以后也没办法，我和母亲除了到五一村租住的房子里去以外，也没有别的办法了。大白说，如果我们一定要出村子的话，就叫村书记开个出去村子的证明，这样，他们就放行。
如此，母亲和我就又到村委会那边，母亲想让村委会开个出村子的证明，但是显而易见，村委会不开这个证明。母亲和我再次来到蔺高村南村口那边，母亲对在那边看管的大白说，村委会不开证明，我们总归要出离蔺高村的吧。
大白说：“除了看到村委会开证明以外，我们是不可能放你们出去的。我们这也工作指责所在。你们要体谅我们，配合我们的工作。”
那么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的，我和母亲呢，是出蔺高村也出不去，在蔺高村待也没地方待。这种状态，真是有够尴尬的。但是问题总归要解决，总不能在蔺高村的路上待着过活吧。（说到在路上待着过活，以后的上海封城那会，我在看抖音的时候就不时的看到有因疫情防控的原因而在大马路上过活的情况，当然了，上海封城，这是后话了，眼前尚还是西安封城的时候了）在南村口里面的不远处坐了一小些时间以后，我和母亲开始决定找出口出离蔺高村。当时在蔺高村又租到一间门面房的时候，母亲因为不想和在五一村租的那间房子的两处的房子要共同交房租费，并且考虑到租下来以后已经和蔺高村的干部产生了矛盾了，继续租在蔺高村，以后恐怕难以立足，所以，母亲最终决定还是要出离蔺高村，去往五一村租住处的那间房子里。
是时，气温寒冷，我和母亲在寒冷的夜里遭受着寒气的冻馁。
我在心里祷告说：“至高者我们的天父，总不能就这样让我和母亲陷入僵局吧。为我们找出一条路子，好让我们安稳的出离蔺高村。”

《圣经》使徒书信书里，使徒说：“亲爱的弟兄阿，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基督徒），不要以为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
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至高者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
你们中间却不可有人因为杀人，偷窃，作恶，好管闲事而受苦。
若为作基督徒受苦，却不要羞耻。倒要因这名归荣耀给至高者。”

《圣经》使徒书信书里，使徒说：“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被犹太人鞭打五次，每次四十，减去一下。被棍打了三次，被石头打了一次，遇着船坏三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
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
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lu（第四声）体。
除了这外面的事，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
……
在大马色亚哩达王手下的提督，把守大马色城要捉拿我。我就从窗户中，在筐子里从城墙上被人缒下去，脱离了他的手。
……
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急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

亏赖至高者的独生儿子Jesus Christ的偏爱，和使徒保罗相比，我和母亲遇到的艰难困苦实在是算不得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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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山少爷

因为有之前我和母亲从五一村背门进出的经历，于是，我和母亲受此启发就也从蔺高村的背门这一块寻找可以出离蔺高村的突破口，果然，在其中的一条巷子尽头的背门处，我和母亲发现这个以海绵夹心彩钢板封住的背门下面有一个被稍微的人为的压起一点铁皮并抠掉一些海绵的可供一个人躺着钻行过去的缺口。
蓦然的见此背门下面的这个缺口，我和母亲大为欣喜，就决定从此缺口钻行而出。而行李和装着行李的自行车，我和母亲就一人在背门的这头把行李和自行车分别举起过彩钢瓦的上面，一人在钻出背门以后在背门的外一头接过背门这一头的人所举起的行李和自行车。
就这样，我和母亲大费周折，把行李和自行车一样一样的，全部移到背门的外头。当我和母亲最终把行李和自行车都移到了外面以后，背门内头的人就钻行出来，汇合在背门的外头。
这样，我和母亲就出离了蔺高村的村庄内了。
马不停蹄的，母亲就在这个背门的外头把行李一样一样的上到自行车的后座上捆扎带好。就在母亲上完全部的行李到自行车上以后，我们就听见背门的内头有人交谈的声音，说：“这外头咋还有人咧这是？”
我和母亲以为背门内头说话的人是志愿者，于是心里一慌，不作刻的停留休息，催促母亲赶紧拖着装好行李的自行车离开蔺高村的这个背门外头而去往建章路的高堡子五一村。至于背门内头说话的人是否是志愿者，这不好说，或许在母亲和我收拾好行李将要动身之前，背门内头说话的那两人那时也是想要从是处的背门口钻行而出到要外面的。
是时，时间已是夜里的一点钟左右，我和母亲各自拖着装着行李的自行车沿武警路，过三桥街道去往建章路的高堡子五一村。
加之封城，再加之凌晨一点多钟，因此，是时的街上，除了我和母亲两个人以外，是看不到一个别人的，连往来的车辆也几乎是一辆也没有，此际空荡荡的街道，虽说不是安静的掉下一根针都能听到，但安静的境况也是比之相差不了多少的。
不久，我和母亲就来到了建章路上，建章路上安静的情况也是大体类似。
最后，我和母亲西转到了高堡子里，在高堡子里，但见一家卖馍的店是时正在蒸着馍，于是，母亲便停下自行车到这个卖馍的店里买了二十块钱的馍。
买完了馍以后，我和母亲继续拖着自行车去往我们在五一村租住的那家人家院子的房子里。
我和母亲商量从五一村正门进去肯定是有志愿者看着进不去的，那么肯定也得从哪一个背门才好进去五一村的村庄里。确定好了思路以后，我和母亲就从孙武路这边往西过去再往南转的摸索五一村的背门了，摸索到其中的一个背门（正是当时我和母亲从高堡子出去到蔺高村租房时过去的那个背门）以后，我和母亲就停下看好不好从这边进去五一村的村庄里。
左右看了一番，我和母亲发现之前我和母亲过来的那边被铁皮封住了，但是旁边的一根黑色方铁管被人为的弯折成可供一个人侧身进出的部分则没有铁皮封在其上。于是，我和母亲就从这边先进去一个人到背门内，另一个人先留在背门外，留在背门外的人把行李通过空隙处拿过去，进去背门内的人则把背门外的人拿进来的行李接过来。自行车就还是像出蔺高村的时候，一人从背门外头把自行车这边举到背门上面，一人举着双臂把自行车从背门上接到背门内。
又费了好大的周折，我和母亲才移好行李、自行车，上好行李到自行车上。
最后，我和母亲拖着装着行李的自行车一路去往我们在五一村里租住的那家人家的院子的房子里。经过九曲回环的弯弯绕绕，我和母亲来到了我们租住的那家人家的院子处，是时，已是深夜的凌晨两点多钟了。母亲拿出电子钥匙，打开房东家院子的大铁门，然后我和母亲就把装着自行车的行李拖进院子的大铁门内。
进到院子的大铁门内，母亲找到我们租住的房间的门锁的钥匙。打开我们租住的房间的门以后，我和母亲把行李一一拿进去，自行车也拿进去。
这样，我和母亲就在我们在五一村租住的房子里了。
到了我们在五一村租住处的房间里时候，我和母亲疲累不已，盖好被子倒头就睡，一直睡到第二天中午十二点钟，依然困顿疲累。而房东此时则还不知道我们回来我们在他家租住的房间里。
2022年1月6号晚上六点多钟的时候，房东在外面看到我和母亲租住的房子的窗帘旁边未盖到窗户的地方有灯光的光亮，这才稀奇惊讶道：“他们这是从啥地方回来咧？”
“真的假的，不可能吧。”
“呀，还真是滴。”
于是，房东的老婆在我们租住的地方敲门说：“你们从啥地方回来滴？”问了一下以后，便赶紧的离开到自家的房门处了，生怕我和母亲把新冠病毒给带到了他们的院子里。
既然房东发话了，母亲就去到房东家的房门处说我们从何处过来的信息，然而不等母亲过去，房东两口子就连连摆手叫我的母亲不要往前过去，离他们远点，然后大声的斥责我们，说：“你们现在回来做啥咧？谁叫你们现在回来咧。”霎时间，被歧视、被辱没、被不尊重、被看以为怪的感觉默然的升上了我的心头。是时，我的心里颇为紧张，认为，房东不会看我们从蔺高村回来以后不让我们再在这里租住了吧。
后来，房东老婆发来微信让我把一码通和最近一段时间的核酸检测证明截图发给她，她要发给五一村他们这个组的组长。当我把我的一码通和最近一段时间核酸检测证明以及母亲的小纸条上的核酸检测凭证扫码下来后的结果截图发到房东老婆的微信里以后不久，房东老婆把他们组的组长的微信发给我叫我加一下她们组的组长的微信。我于是加了我们所租住在的五一村的这个组的组长的微信，组长是个女的，加上她的微信以后，她在微信里询问我们是从哪里过来五一村的，又询问我们是怎么进入五一村的，我一一回答道。
后来，五一村的书记打电话过来，也问我一些我们从哪里过来五一村的情况。五一村的书记也是个女的。
最后，五一村的书记再度疑惑的问我：“我还是不清楚你们到底是怎么过来我们村里的。”
我于是又解释了一遍，说：“就是从咱们村子的其中一个门那边进来村里的。”
五一村的书记说：“不可能的呀，咱们村每个门口都有人看着呢呀。”
我说：“那时是夜里两点多钟，我们进来的那个门没人看着。”
五一村书接下去又说：“咱们这边每个门口白天夜里都是有人看着的呀。”
对此，我在心里暗自的说着“你们看管村子根本就没有那么严还自信满满的说白天夜里都有人看着”的心里话。但是口头上肯定是不能跟人家五一村的书记这么说的。
后来，五一村的书记说：“看了你们的一码通，行程码，核酸检测记录，都是绿码和非外地以及阴性，从正门过来就行了呀，为什么要从别的地方进来呢。”
我在心里暗自笑道：“呵呵，从正门进，这，我们从蔺高村过来，从正门进，进的来么，肯定进不来的呀，这是用膝盖想都知道的，你书记这么说，不过是客套话罢了。”
当五一村的书记打完电话给我大概半个小时以后，房东在外面就把我和母亲租住的房间的门锁的门拴一划拉给反栓住了，同时，房东小声的说了一句：“先给你们房间的门给拴一哈。”
闻听到这个动静，我的心如沉海底，母亲也是心急如焚。这种被人反拴住房间门的滋味，可是不好受的。但是我和母亲又能怎么办，只能认怂。在这疫情防控的大环境下，无论被如何对待，都只能乖乖的听命认怂。
谅你是叱咤风云的巨商富贾，抑或是一介平平的平头百姓，再或是手执一方的政府官员，在疫情防控面前，皆都只能乖乖的听命认怂。毕竟这是国家对此的政策，所以所有的公民就只有安心的配合了，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就更是要如此了，因为：

“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至高者的。凡掌权的都是至高者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至高者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
作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你只要行善，就可得他的称赞。因为他是至高者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
你若作恶，却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的佩剑。他是至高者的用人，是伸冤的，刑罚那作恶的。
所以你们必须顺服，不但是因为刑罚，也是因为良心。
你们纳粮，也为这缘故。因他们是至高者的差役，常常特管这事。
凡是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粮的，给他纳粮。当得税的，给他上税。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

注：此段内容引用自《圣经》罗马书13章1节—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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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山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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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山少爷

（补充：第5点所叙的因母亲和我甘于清贫的生活方式与所砌的房子有违全面脱贫政策及有违新农村改造建设的政策而被八滩镇河岸村和八滩镇镇政府联合评估被评定为危房的名义拆除并为村和镇政府额外派人所重新砌建，因当时对河岸村书记于利春及时任河岸村会计徐淑云等人侵占群众利益的事情不甚了解，故本人不以为于利春等干部以我家危房改造为由侵吞上头所拨的我家的危房改造款一事为于利春等干部的贪污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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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山少爷

时间来到了2023年3月11号，算来，自去年2022年12月5号以来，接连有几三个多月，我已没有叙述之后接下来的事情了，巧的是，正好在2022年12月5号那天，我颇感慨的叙述完之前2022年1月7号我和母亲在西安五一村居家隔离之事以后，国家陡然的于2022年12月5号当天发布疫情从甲类甲管更改为乙类乙管的文件命令，也就是说，2022年12月5号这天，持续了近三年的新冠疫情，我们国家最终彻底放开，隔离一词，自此成为昨日黄花。到了2022年12月13号，行程码亦下线，告别历史舞台，紧接着，核酸检测亦成为昨日历史，唯剩如今街边偶尔一两个蒙了灰尘久置不用的核酸检测亭，默默的见证曾经那段沧桑的新冠疫情历史。
说是沧桑，也不过只是过去了三个多月罢了，却让人感觉恍如隔世，叫人回忆起来，心便不胜唏嘘。
因为疫情彻底开放的原因，各行各业的经济以及消费就真正的回到了正轨，人在此宽松的环境下，打工人也就可以更好的打工了。在时间进入2023年以后，我急急忙忙的就趁着大好的环境开启了打工生涯，在过完年后的正月十七也就是2023年2月7号，我和母亲在找工作的过程中，母亲看到路边有厂在招工，于是过去询问了一下，就定了下来我在那个厂里打工，因此，农历的正月十八，也就是2月8号，我开始了第一天的上班生涯，因为所从事的工种算是体力活的工种，所以，一开始干，我干的是叫人腰酸背痛的，当时，我还是蛮担心我干不下来这种体力活的工作的，多亏了有神与我同在，使我顺顺利利的度过打工时，身体的腰酸背痛和被老员工指手画脚呼来喝去的叫做这做那做不好被奚落的那种心里不舒服的不适应期，到今天3月11号，正好过了一个月，然后上个月2月的工资在昨天发了下来，也算是可以有经济的来源，使我和母亲稳妥的度过了经济冰冻期。
细数神对我和母亲所施予的恩惠福泽，想来真是不胜枚举，每当在最危难、危急的时刻，神总是出手进行干预，帮我和母亲化解危难、平息危急，使我和母亲平安稳妥的度过所面临的危难、危急，因此，我的内心没有其他充满，唯有对神充满感激之情，并激励自己更忠诚的信靠耶稣。

在1月6号补充的叙述里，我提到的经历里有怀着我的愤愤不平的心与计算人的恶的态度在里面，因此，我需要对我的愤愤不平与计算人的恶的态度进行悔省，因为毕竟神赐给我和我的母亲的恩惠不胜枚举，所以，我自然不应当对别人对我和母亲怎样的不好而进行愤愤不平了，圣经使徒书信里说：“爱是不计算人的恶。”计算人的恶，明显是不符合基督徒的身份的。我们基督徒是不可以计算人的恶的，我们基督徒对待人的态度只能是爱人如己，更何况，人对我们基督徒怎么样，也不是人自己决定而成的，这一切的背后都是有暗中的灵里的力量促成的，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说，我们基督徒也是不必为自己所面临的不公平不公正的遭遇而愤愤不平的，神使我们这些基督徒也就是他的儿女们进行许多的试炼，从中可以得到品行上的完备，使我们越来越的像神至高者我们的天父一样完全。
何况人家还是干部人员，是神派理的管理地上一国之内一地之内的事情的，在这一国之内这一地之内的被管理的人应当配合这一国之内这一地之内的管理工作，我们基督徒更是应当如此。愿神赐福我们的国家，愿我们的国家对民众的方方面面越来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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